从兴盛到衰败,再到复兴与崛起,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蕴涵着一种巨大的内生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同心力与生命力,其内核基因则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求同存异,不仅乐于与其他文明和谐相处,而且善于借鉴其他文明的积极成分,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既增强对他者的理解,又提升对自身的认同。

上世纪中叶,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曾发出一个诘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公元16世纪之前,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之后中国科技却停滞不前?”

这个话题独具慧眼,在中国虽算不上家喻户晓,但至少在科学界尽人皆知。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正是李约瑟那部倾注了他毕生心血、号称东方文明通史的“旷世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西方有史以来撰写的第一部诠释这个“中央之邦”的鸿篇巨构,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有的辉煌的科学与文明。

对于李约瑟的诘问,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百思未得其解,干脆称之为“李约瑟之谜”。

美国另一位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其名著《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支持了李约瑟:“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恐怕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归属于中国人了。”

此话并非妄言。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共同创造了人类远古文明的辉煌形态,中华文明曾经处于世界古代文明的五大中心区域,且唯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至今。正是这个神奇的东方古国,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发明了指南鱼、指南龟等,后演化成在航海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指南针;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唐朝研制出火药,应用于庆典中的烟花、神火飞鸦等;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此前的雕版印刷术也占尽世界先机。除世界瞩目的四大发明外,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现,至少还有百余种之多。据史籍考据,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到了19世纪,才骤降为0.4%。

“李约瑟之谜”的反证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又只发生在西方社会?”

回望五百年前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从威尼斯著名商人和探险家马可•波罗游历中亚、西亚、东南亚,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的浪潮。从1687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发表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从而奠定此后三个世纪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现代工程学的基础,到1765年瓦特制成蒸汽机,终结人类过去由劳动力、牛马、水车、风车等力量来转动机器的历史,蒸汽机成为大工业的新动力,从而揭开工业革命的序幕;以及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大陆进入工业文明时代,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创立,开启电气化时代……欧洲的科学技术经历了约半个多世纪的奋起直追,终于超越了中国。

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会发现李约瑟陷入了两段式表述模式。

第一段表述: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但中国的政教分离、诸子百家、私塾教育和科举选拔制度等,何以没能在同时期的欧洲产生呢?

第二段表述: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于世界约一千年,但近代实验科学却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谜团”,犹如科学王国复杂的“高次方程”,就这样摆在了世界面前。

1803年,据说拿破仑•波拿巴曾经指着地图上的中国忧心忡忡地说:“这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下去吧,一旦他醒来,将会震撼世界的。”少顷,他又接着说道:“他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他继续睡下去吧,不要去唤醒沉睡的巨人。”

倘若从17世纪往前回溯,明王朝曾经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向西方,建造船队,足迹一度抵达非洲东海岸,并踏上了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转折,远航停顿下来。延捱至清朝,东方帝国自我封闭,从此完全隔绝于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清乾隆皇帝曾夜郎自大地宣示: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更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物品云云。奉行“闭关锁国”国策最为严酷之时,朝廷颁发诏令:“寸板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入口。”导致原本在科学和技术一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东方巨人,停滞了,凝固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沉睡的巨人”。

历史如此无情。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滑铁卢镇爆发了一场改变欧洲历史进程的大决战,英国人威灵顿公爵统帅的欧洲联军击溃了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欧洲征服者野心勃勃地急于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又发动了鸦片战争,其结果使中国开始觉醒了。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之国,公元1840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当英国人的炮舰把“天朝上国”打落至“谷底”时,其远隔万里波涛之遥的大不列颠岛国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于东方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道统的一次剧烈冲撞,是新兴工业革命对传统农耕社会的一次野蛮征服。

此后的中国,亦步亦趋地进入灾难深重的近现代时期。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与“千年未遇之强敌”,各式各样的救国方略乱花迷眼: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自鸦片战争以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海战、辛亥革命、抗日救亡,百年劫难百年奋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充满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抗争。

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万邦之林,是毛泽东领导的血与火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运动,邓小平以其大智慧大勇气,引领着中国这艘巨舰在惊涛巨浪中破浪前进,经济发展大步跨越,社会转型风云激荡,文化繁荣走向多元,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为之瞩目,世界为之震撼,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归宗炎黄,溯源华夏,从兴盛到衰败,再到复兴与崛起,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蕴涵着一种巨大的内生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同心力与生命力,其内核基因则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正如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所阐述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覆,但在浪潮退去后仍顽强地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历史演进让人们想起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提出的一道哲学命题,既理性回应了“李约瑟之谜”,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不容置疑的前瞻性。

汤因比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二十六种文明。他坚定地认为,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面对一个饶有兴趣的设问:“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一个国家?”汤因比思索片刻,明确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阐明这是他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做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把中国置于全球演变的多维空间来评估之后所获得的审慎结论。

进化论人类学者达尔文也曾经讲过:“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更具有典范意义。”

试想,当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现代化大道上迅跑;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整个东部海岸线上那条“地理级”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商品,打造了20世纪末叶、21世纪初最耀眼的工业神话;当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着浦东、前海、横琴、南沙、环渤海经济圈、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板块连片成线;当中国人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全方位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化进程,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二百年乃至三百年所走过的历史;当中国体量快速增大,千真万确实现了“超英赶美”;与此同时,经济实力的大幅飙升,又带动了军事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显著提升……毫无疑问,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新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成功学上有一句话——成功与努力有关,成功更与选择有关。

毋庸置疑,20世纪末叶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获得巨大成功,既传承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又以开阔的胸襟拥抱当代世界,独步天下而风光无限。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其速度在五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无人预料到的巨大转变。”并指称:“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成员。”

当下,中国领导人规划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以及“两个百年”“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战略目标的提出,正是续接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壮阔历史,并朝更为宏伟瑰丽的目标——“第五个现代化”迈进。

五千年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兼有文章之华也。”《春秋》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故而,每当中华民族遭遇到困难、挫折,中华文明的基因总会凝聚起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千难万险。

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性与混合性,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也得益于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中华文明乐于与其他民族的文明和谐相处,借鉴其他民族文明中的积极成分,并在与其他民族文明交流中,既增强对外域文明的理解,又提升对自身文明的认同。

历史已经证明:东方这头“沉睡的狮子”醒来了,并以“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姿态展示在世界面前——这正是对于“李约瑟之谜”的生动诠释。

原载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观天下

(编辑:黄德民 邱雪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