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作家”

【关键词:改革】“我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和直接受惠者。”

——张胜友

1992年,张胜友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已经整整十个年头。

十年,弹指一挥间。

十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张胜友,刚刚知道世界上还有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再往前十年,他和他的弟弟每逢周末总是哆哆嗦嗦伫立在村口,眼巴巴地等待在外乡执教的父亲早早归来,好用父亲一周节省下的一包糙米伴野菜熬粥充饥……是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胜友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他遭遇了一个时代隐退的痛苦,又领略了一个新时代崛起的喜悦。在“十年动乱”与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之间,他注定要扮演了一个“过渡者”的角色,并为此付出全部青春的代价。“可贵人生的可怕错位,使张胜友领受到生活的严峻与艰辛。不同寻常的人生印记,不能不引发他苦苦思索,促其走上求索之路,也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素材。同时,艰苦的生活也给他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砺,培养他那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和大山般的稳重而坚强的性格,培养他那甘于寂寞、近乎宗教徒式的献身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社会思潮和现实生活哺育着作者,激发起他空前的创作欲望和创作热情。”(苏浩峰语)

十年后,“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张胜友,秉持“经世致用”的文学理想,已经成为时而豪勇地在寂寞大地上踽踽独行、时而在时代大潮推拥下狂飙突进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他把写作的感觉比如成“爬山”。其实,“张胜友的前半生中看得最多、接触最多的可算是山了。他也最崇拜大山,倾心于故园那些披绿戴翠、雄姿万态的南方的群山。那些大山,是他所属的客家人刚勇顽强性格的对象化。在常年的观照中,他看到自己生命的投影。大山,以膜拜的姿态面对太阳,以满身的新绿迎接春天。当风暴来临,山绝不动摇,依旧傲然挺立。山把根须深扎入大地,而以无私的坦率,向着天空无限展开……一句话,大山的沉默、坚强、厚重给了他生命启示,大山伟岸、雄浑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给了他在创作中铸造力量与气势的底气。”(苏浩峰语)

20世纪的最后这十年,是潮落潮起的十年,是大合大开的十年;是一代人在经历了狂热、痴迷、磨难、痛苦、困惑、希望、疲惫、抗争之后睁开灵魂的眼睛的十年;是在一个旧秩序覆灭与新秩序诞生的空白地带悄悄地、异常迅猛地、不可遏制地选择突破口的十年;是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心理、思想与理论日臻成熟的轨道上奔驰穿过万重关山的十年;是中国人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正苦苦探寻他们脚下的道路的十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警醒,开拓创新走向富强、昌盛、民主、文明的必由之路的十年……

这十年的中国和世界,从一开始就很不太平。刚刚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的中国,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头绪,接连又遭遇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顷刻间不战自溃,红旗纷纷落地。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今后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走?面对这些纷繁驳杂前所未闻的世界性的历史难题,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相继登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彼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探索不进则退的临界点上,历史正处在选择前进方向的十字路口上。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敢不敢迎接世纪挑战,能不能把握历史机遇,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做出明确而有力的回答。人民在关注着北京,世界在关注着中国。

1991年底的某一天,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张胜友的办公室。自从《力挽狂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翟泰丰就记住了他。这位高级经济师出身、曾业余从事过戏剧剧本创作的部长,再次给张胜友出了一个题目——创作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以电视影像为媒介,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立体、全面、宏观地回顾改革开放十年来共和国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成就。

来到翟泰丰的办公室,让张胜友没有想到的是,部长为这部政论片创作已思谋良多,表示将安排中央体改委的有关部门和中国社科院的有关专家,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全程提供相关资讯以保障他的创作。

听翟泰丰这么介绍,张胜友心有不悦,说:“翟部长,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

“可以呀,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不要写作班子,我愿意一个人来完成!”

“你不懂经济呀,我们请社科院的经济学家帮助你。”

“不要。”

个性倔强的张胜友所提的这个大胆要求,确实让翟泰丰没有想到。这位比张胜友整整大15岁、在张胜友还没出生就已经投身革命经历过解放战争炮火洗礼的花甲老人,将信将疑地望着他,半天没有说话。“你写完以后可请这些专家看,如果有外行的地方还可以改。” “写作是充满个性的劳动。”张胜友胸有成竹地解释说,“翟部长,在政治上,我听你的;在艺术上,你尊重我。电视是综合艺术,有文字、画面、音乐等等,专家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最后要看整体效果……”

“好!”听张胜友这么一说,善解人意又具开明作风的翟泰丰心里有底了,当即爽快的答应了,充分给了他创作的自主权。

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活?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胜友,既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少轻狂,更没有了自命不凡夜郎自大。他有的只有自信。但其中的甘苦却难以为外人所道。人人都说作家是脑力劳动。其实,作家“爬格子”就是“爬山”,也是一项巨大的体力劳动,那不仅是思想的激情碰撞,也是身心的辛劳疲累,其肉体和精神所承担的巨大负荷难以用语言表述。之所以接受《十年潮》的创作任务,应该说张胜友已等待了许久许久,他发自内心地说:“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我虽然不能站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冲锋陷阵,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改革呐喊助阵,扫除障碍。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的。”

在《光明日报》工作十年来,张胜友每年都要跑去深圳四五趟。那个时候,在他眼里,深圳特区就是一个大工地。原本一个小小的渔村,突然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几十万建设大军,四处尘土飞扬,昼夜机声轰鸣,他向朋友借上一辆自行车转几圈,就把整个特区转遍了。但是,站在这片改革的热土上,凭着记者的敏锐,他很快就扑捉到改革开放前沿的社会脉搏和人民群众最热烈的心跳,也彻底地领悟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代精髓。悲苦的少年时代,挣扎的青年时代,张胜友早早地咀嚼了生活的苦涩。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毫无疑问,对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那份深挚的爱,始终熔铸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正如评论者所言:“在民族苦难与个人不幸的喂养下,他的精神内力茁壮成长。早年坎坷的人生体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在他心灵悄然沉淀为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敦促他登上高台纵观历史发展的轨迹,去追寻富强的中国和公平的社会;引领他一如既往地面向太阳歌唱,把光明带给人们而把阴影留在自己身后,引领他执著地高擎火炬,奋不顾身地与改革同行……这种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共振共鸣,构成张胜友创作的精神指向,使他坚守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和艺术取景的‘趋赴性’——凡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人和事,他的心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充溢着热情;反之,他的笔一如冰冷的剑戟,放射寒光,展示利刃。”

多年奔波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生话积淀,使张胜友心有成竹,他把自己关进招待所。整整一个月时间里,他像一个建筑设计师,夜以继日地查阅大量资料,为《十年潮》设计最佳的蓝图。历史和现实,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把张胜友思绪的列车牵引到改革开放的纵深处,又把他从遥远的过往拉回到逼真的现实,再开足马力奔向更加遥远的未来——“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人类自从步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执着地追求昌盛、繁荣、民主、自由、发达、富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张胜友一下笔,就把改革开放置顶于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上,为受众推开了厚重的历史之门,让人们倾听金戈铁马的呼啸,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随后在邓小平畅游北戴河的画面中聆听邓小平苍劲铿锵的警言:“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死路一条!”《十年潮》就是以这种激扬奋力的大口气、粗犷雄伟的大形象和汹涌澎湃的思想大潮流,惊涛拍岸,滚滚奔腾而来。

《十年潮》分为“历史的选择”、“农村新崛起”、“艰难的起飞”和“走向新世纪”四大版块,分别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农村率先破冰、开启城市改革和实施对外开放。张胜友“以时间为序,从纵向写人民要求变革,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又以空间转换为线索,从横向写国际形势,表现出处于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的总趋势”,艺术地体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整体思路。他在文稿中还首次罕见地引用美国作家的话语,把邓小平形象地比喻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整个作品以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结构,引导人们从改革开放十年的历史中,观照一个民族的走向。谈及《十年潮》的写作,张胜友坦诚地说:“我的电视政论片写作,深受苏晓康、王鲁湘《河殇》的启发,在艺术架构和表达技巧上这确实是一个范本。我非常认同《河殇》这样一种表现社会转型期的新颖的艺术形式,能非常强烈地表达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意境、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解说词和影视画面互为补充,表达非常自由开阔,有冲击力、说服力。而且不是说教的,有丰富的细节,大量的资料和人物故事,可以生动展示作者所要传递的思想与理念。”

1992年2月,两万多字的《十年潮》文学脚本,张胜友一气呵成。完稿后,张胜友立即把稿件誊清交给翟泰丰。中宣部有关领导和专家审读后,非常满意,刚巧邓小平从南方巡视返京,立即呈送邓办审阅。后又一细想,小平同志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让老人家看这两万多字的文稿显然不妥,于是,又决定邀请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张家声担任配音解说,制作成录音带。张家声拿到文稿,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个星期,十分动感情地给张胜友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张胜友,在配这部电视片解说词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宣言!”很快,由张家声配音的《十年潮》磁带送上去了。半个月后,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宣部回复说: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较准确全面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得到了邓小平老人家的首肯,上上下下都非常高兴。于是,翟泰丰副部长亲自牵头指挥,立即启动《十年潮》的拍摄工作,中央电视台选派导演傅思组成精干的拍摄团队,日夜加班快速推进,按照张胜友既有的文本很快剪辑完成了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

1992年春天的中国,涌动着一股春潮——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撰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随后,《羊城晚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陆续转发了这篇通讯;3月30日,新华社也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传递的信息激荡人心、震撼世界,成为新闻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5月25日至28日,《光明日报》每天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十年潮》解说词,同名电视政论片则由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每天紧接在“新闻联播”节目之后播出(当年还没开办《焦点访谈》节目)。

《十年潮》一经播出,立即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许多读者致信《光明日报》,他们白天看报纸刊登的解说词,晚上对照着报纸收看电视;全国各地观众来信雪片般飞来,纷纷要求重播,于是,第一轮播完一周之后,中央电视台即安排每天中午、下午和晚上分三次重播,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外电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评述这是中国为改革开放发出的第二波呐喊,为改革开放擂鼓助阵。

《十年潮》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超乎大家的预想。中央电视台遵照中宣部领导的意见,精心录制了一盒《十年潮》录像带,送给邓小平。不久,邓办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了邓小平观看《十年潮》后的指示精神说:这么多年了,在宣传改革开放、反映改革开放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视片。

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光明日报社,报社领导十分高兴。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徐光春,当即提议授予张胜友总编辑特别奖,得到了总编辑张常海的赞同。几十年过去了,张胜友谈及这个奖还十分幽默地说:“当时感到非常光荣,总编辑特别奖啊!”再问及这个“总编辑特别奖”的实质内容,张胜友笑答:就是颁发了一张奖状和100元奖金。据说,一开始准备奖励200元的,后来总编辑权衡再三,大笔一挥还是减去了100元。

再回到1992年的5月,正当《十年潮》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之际,张胜友却突然生病了,高烧达摄氏39度。偏偏在这个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给光明日报社打来电话,邀请张胜友马上去深圳撰写邓小平“南巡”的电视政论片。报社领导据实告之:张胜友生病了。不久,有关部门又给报社打来电话,直接点名抽调张胜友,并且叮嘱说:深圳的医疗条件不会比北京差,马上把作者送到深圳,时间很紧。后来才知晓,这是中央安排的重大宣传项自,这部片子将作为党的十四大献礼片,此前已有两部关于“南巡”的纪录片样片,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和邓小平办公室审核,均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而此时距党的十四大召开仅剩下四个月时间了。

几乎是重现去年抗洪抢险斗争时突击完成《力挽狂澜》电视片的情景。任务紧迫,刻不容缓,发着摄氏39 度高烧的张胜友,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常海和他秘书白建国俩人的陪同下,当天即飞赴深圳,入住小平同志“南巡”时住过的深圳迎宾馆。恰好当晚深圳有精彩文艺演出活动,香港影视歌星和内地刘欢、韦唯、毛阿敏等大腕歌星悉数到场,张胜友因留下检查病体而没能前往,至今仍觉遗憾。

张胜友回忆当时的写作感受:“确实太疲惫了,那感觉就是在爬山、爬高峰。”因为发高烧,血压又低到50-80毫米汞柱,医生说你这是疲劳过度,也没别的更好的办法,就嘱咐他注意多休息、每天喝一点红葡萄酒和红糖水可帮助提升血压。张胜友说:“哪能休息呀?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把小平同志南巡的所有原始资料,还有关于深圳特区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影视资料全部送来宾馆,在我的床头架起一个垫子和播放器设备。我躺在床上整整看了五天,看完后,马上找深圳市委领导和市委宣传部领导交流我的创作思路。”

五天不停的阅读和思考,张胜友读懂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88岁的老人不辞辛劳毅然决然“南巡”,目的就是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邓小平深刻思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命运,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蓬勃兴起。

古人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胜友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一共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小平思想,小平两次南巡,第一次南巡是1984 年,在深圳特区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小平同志出现在深圳街头,给深圳巨大的鼓励,写下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再就是1992 年南巡,小平己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在中国掀起第二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吹响号角。所以,这个片子要贯彻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这是统领全片的第一条线。第二条线,深圳的改革开放取得非常多的成就、非常多的全国第一,但是我们不是写深圳改革开放的大事记,而是要理出一条主线,主线就是:深圳在探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为全国做出了表率,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第三条主线,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共和国改革的长子,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它要辐射全国,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它的改革开放又是在世界第三次经济浪潮、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面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这三条线要互为铺陈有机结合起来。”

听了张胜友的思路,深圳方面十分赞成。于是,张胜友立马投入写作。他说:“我在迎宾馆用了20天的时间写完大型政论片《历史的抉择》的解说词脚本,这20天里,我除了下楼吃饭,没有走出宾馆大门半步,完稿后,当天下午就飞回北京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整合各部门骨干力量,由一位副厂长带队、周东元为总导演,马上赶到深圳去拍摄这部电影政论片,深圳电视台全力配合。我记得当时力量不够,还调用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部分力量。”

《历史的抉择》时长90 分钟,在太阳与大海的壮阔拥抱中拉开了序幕:“每一波潮汐/都孕育着一场生命的大躁动/每一轮日出/都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大跨越……”整部片子的拍摄是以张胜友的解说词的逻辑关联和情绪流向作为画面和音响、音乐的核心结构依据的。片子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品厂、光明日报社和深圳市新闻影视制作中心联合摄制,很快就拍摄完毕。随后,中宣部直接将其送到邓小平家里去审片。参加审片的人员有李瑞环、丁关根、李铁映、杨白冰等负责中央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播放完后,邓小平说:大家看怎么样,我看不错嘛,我看很好嘛。接着,大家都说了各自的意见。邓小平接着又说:我们说了也不算嘛,听听代表们的意见,看他们怎么说。于是,又把《历史的抉择》送到“十四大”会场,请“十四大”全体代表观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历史的抉择》在“十四大”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更加坚定了全党坚特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再次吹响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看了《历史的抉择》后,专门看望了深圳市的代表,对深圳组织拍摄该片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2年10月25日至26日,《光明日报》以两个整版篇幅全文刊发《历史的抉择》解说词文本,同名电影政论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映。随后,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的大量电影拷贝发至全国各地、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外交部也买了很多拷贝送往驻外使领馆。张胜友回忆说,《历史的抉择》播映前夕,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0月8日晚上,北京长安街头突然竖立起一块大型电影广告宣传画《历史的抉择》,这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苦心孤诣的宣传创意,立即成为京城一大风景,人民群众纷纷来到广告牌下照相留念,中外许多媒体也纷纷前往这块广告牌下进行现场新闻采访、拍摄,轰动一时。这时,中央有关部门打电话到光明日报社,讯问是谁批准的,要求立即拆除;不过,只是虚惊一场,很快最高层又来了电话,认为不必拆除。张胜友说:“这个宣传画,在我们光明日报社的大门口也高高地悬挂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挺得瑟的。”

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作家,张胜友一直选择“改革”作为自己关注和写作的主题,以至于被评论界称誉为“改革作家”。对此,他颇为得意地说,他是讴歌改革开放最热忱、最持久、最自觉、最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作家之一。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追踪、实录、见证改革,还是作为领导者置身于改革的风口浪尖,张胜友都是一位身体力行、勤奋多产的作家。他励志忘生,只顾玩命地写,好心的朋友都劝他歇歇,他笑着说:“累是累坏,但乐在其中。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作家是幸运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充满挑战性的社会运动,每天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又适应了影视政论片这种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受众面广的写作形式,所以乐此不疲。”他以惊人的毅力日夜趱行,博采深掘,不断向读者和观众奉献一幅幅开阔恢弘、色彩斑斓的改革画卷和社会生活图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党内与党外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张胜友用他的思想之剑,构建起一个巨大的文学坐标系。张胜友就游刃有余地把控着这个坐标系的原点,提纲挈领,上下千年,四面八方,气势如虹,一以贯之地把他的电视政论片写作在诗、思、史的宏大叙事上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形成了他大视野、大架构、大场景、大口气、大力气、大才气的文学格局。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作为一名以笔为利器为改革大潮推波助澜的著名作家,张胜友对中国改革和中华民族复兴情有独钟。他是为之说了真话,出了大力,尽了责任,做出了实绩,也为之付出了真情和代价的一名正直有为的作家。这些年来,他始终以先领时代风骚、勇立潮头唱大风的勇气和魄力,先后完成了《海南:中国大特区》《石狮启示录》《让浦东告诉世界》《2000奥运:光荣与梦想》《风从大海来》《风帆起珠江》《闽商》《百年潮•中国梦》《闽西:红色记忆》等40多部电影、电视政论片,有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有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片,有的荣获影视片类的中国政府最高奖(星光奖),有的被《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转载并入选大学和中学的语文教材,成为这一类型创作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是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一个,“改革作家”的美誉可谓名副其实。

“如果给我一个舞台,不管这个舞台大小,我都会把我的改革理念付诸实施。”这是张胜友一以贯之秉持的价值理念。他说,政论片有点类似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那个策论——你怎么来理解国家和治理囯家?也像现代政治家们的施政演说。政论片需要有思想,有历史感,有厚重感,有文化内涵,有哲理意识,有诗化语言,还要有精美的画面,对于表现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很贴切的全新的便捷的艺术形式。张胜友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囯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囯际化方面,走过了西方发达囯家一两百年、甚至三百年的历史进程,同样也会积聚起西方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两三百年时间去消化的大量社会矛盾,所以我们自然需要大的调整。如今我们有了较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调整得好,我们继续往前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平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写政论片的时候,不是以中央的文件、中央的精神为唯一,我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融进去。”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家国情怀,他用手中的笔为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十年潮》到《百年潮•中国梦》,大题材创作像峻岭,张胜友勇敢攀登;大题材创作像大海,张胜友敢涉深海。道路由来曲折,征途自古艰难。张胜友的创作道路并非一直平坦没有坎坷,也并非沿途都是鲜花和掌声,其间也有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对他十分了解并理解的好友苏浩峰先生感叹说:“曾几何时,张胜友的写作遭遇如同他笔下的改革历程一样好事多磨,改革题材因其敏感而显得格外脆弱。那一阵子,他的作品时常招来非议,创作之外耗费的心血往往超过创作本身。可是,不管遇到什么风浪,他都没有改变创作初衷。他的作品,始终鸣响着对国家和人民深切关怀之音,鸣响着不以一己小小悲欢为喜乐的放达之声。悲世不悲己,成为张胜友思想行为及其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

(编辑:黄德民 邱雪艳)